霍布斯认为人的本性一是竞争，二是猜疑，三是荣誉。
以上关于纵向法律保留范围的一般规范理论亦可被称为是一种重要性理论，但与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发展出的针对横向保留的重要性理论不同。授权包括概括授权和具体授权两类。
该模式不是要在保留主体和保留所针对主体之间进行彻底的权力划分，而只是要实现领导者对从属者的权力控制。[28]当然，各国对市场统一的范围可能存在不同理解，如美国联邦宪法上规定的州际贸易行为在实践中被认为既包括交易行为，也包括生产行为。例如，有论者认为，财产权如果超越了某一地方的利害而关涉全民的利害，或能够成为全国性交易对象时，对其内容的规制在原则上就必须通过法律。[41]如王锴教授指出：宪法保留从事的是国家权力的第一次分配……至于这些权力之下的二次分配（比如行政下再分审计、公安等），不适合由具有高度稳定性的宪法典来规定。而取之于本地，用之于本地的制度会破坏全国财政统一，导致贫困地区得不到充分的物质分配。
其二，宪法要求由法律规定调整的事项往往具有基本性特征，体现了法律保留的必要。但在单一制国家中，法律保留事项的具体依据可以出现在宪法中，也可以出现在一般法律中，因为全国的立法权在来源上是一体的，中央立法机关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可以决定立法权的配置。其实，奥卡姆的论证大有偷换语境、强词夺理之嫌。
虽然权利（right）一语是由罗马法的ius（jus）一词演变而来，但ius一词最初指罗马市民在氏族、家庭生活中形成并遵循的习俗性规则、后来主要指来自于各种渊源的规则总和，在这一意义上它的意思是法，而不是指近现代意义上的权利。而权利是对人们精神世界的思维活动成果的指称，其表达着人们对属于物质世界的某种行为的赞同性评判。霍布斯、洛克所论证的自然本能自由权利就是以自我力量为依据，即一个人的力量所及范围就是其自然权利。但是，在等同的意义上理解是，权利就是不可理解的。
由人民自己联合立法，就是人民自己给自己立法，这就不会发生法律对任何个人不公正的事情。奥克利的叙述表明，从休古西奥和其他教会法评注者将jus定义为行动的potestas或facultas，到奥卡姆将ius utendi中的ius解释为一种potestas，都是将其视为一种能力或本能，是上帝赋予人的一种行动能力或本能。
对关于权利本质、权利之源的探索还是要遵循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指出的思想路标：人们的权利既不是自然状态中孤独的个人带来的，也不是国家意志产物，而是由人们在先于国家就进行着的社会生产活动、交往活动中形成的。简单地说，卢梭认为，不受个体理性汇集而成的群体共同理性约束的自然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权利。这样，从18世纪中后期到19世纪，一些著名学者着手对这种权利观加以批判。但是，16、17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成果显示宇宙自然是一个没有上帝的自发运行体系，这就为格劳秀斯的一个胆大包天的行为提供了支持：他尝试将自然法和上帝意志切割开来。
而这一理论分歧突出地表现在对财产权的论证中。他明确反对当时通行的把jus和lex混用、right和law混同的做法，提出应当对它们加以区分。而按照米歇尔.维利（Michel Villey）的看法，自然权利概念起源于12世纪，归因于威廉.奥卡姆（William of Occam）。霍布斯认为人的本性一是竞争，二是猜疑，三是荣誉。
霍布斯一方面从人的自保天性（本能）为起点讨论自然权利，体现了他对权利的认识与教会法学家们的认识有着观念上的融贯性，但他并不是将这种天性（本能）—畏惧死亡—本身视为权利（right），而是将这种天性（本能）所引发的自保生命行为之自由（Liberty）视为权利，并且认为为自保生命而做其他一切行为的自由都是权利。在奥斯丁看来，首先，权利是法律赋予的，而制定法律者只能是高高在上的主权政府。
作为意念特性的自由，或者说意念自由，是人在纯粹理性设定的普遍法则—每一行为之格律依从于这项格律适于作为普遍法则—指导下摆脱感官冲动、刺激的驱使，作行为选择的意念活动。难点在于：公意如何成为可能？要使公意权利观成立，必须证明公意能够存在，并确实可以通过某种实践机制加以形成。
三、洛克的两种权利观念：本能自由和本益禁侵（一）洛克的两种权利用语辨识洛克实际上在两种不同语义上使用权利一语。但是，他违反逻辑地认为：没有不公正，就是公正。而国家意志不一定是全体人民的意志，其更多地表现为掌握着国家主权的一个人（君主）或一小群人（议会）的意志。人们在自然状态中获得一个理性观念：没有法律的社会状态，就不可能有安全，人们不可能不受他人的暴力侵犯。每个人单方面占有某块土地或某物的意志都不足以对他人造成义务约束。既然它们各自因为不应当被侵犯而被称为权利们（rights）中的一项权利（a right）并因此内含着抽象、普遍意义上的权利（right）要素，那么，这个抽象、普遍的权利（right）要素的意思就只能是不应当被侵犯。
奥斯丁认为，权利不可能来自于权利人自身的能力或力量，而是来自于主权者或立法者的授予。这使施特劳斯认为霍布斯使得自然权利观念与传统的jus naturale观念发生断裂式的变化。
如果仅仅讲能力本能，很可能意味着人受本能驱使、只能去做，而不能作做或者不做的选择。在英国，霍布斯（Thomas Hobbes）继承了中世纪教会法学家和格劳秀斯的研究成果，沿用了jus naturale概念，以至他的权利观念不可避免地打下教会法学家们对jus naturale解释的烙印。
第五，对古典自然法学权利观的辨识，不仅使我们能够相对客观、全面、准确地理解这一学派的权利观，也将使我们能够辨识当代人权话语中权利（right）含义的多义性，同时也给我们进一步辨识分析实证法学的权利观提供了对比思考的知识基础，进而为我们探索具有相对普适意义的权利概念打开思想通道。所以，本能自由不能等同于权利。
一个人拥有各项合法权利都应归因于主权者的力量和恩惠。尽管当代西方一些学者对施特劳斯的观点加以反驳，但国内法学界把自然权利先于自然法的观点视为古典自然法学的普遍性、代表性观点的看法仍然相当流行，并且国内法学界或多或少地认同这一观点：权利先于法（自然法和实定法）而存在。只是，公意自由权利观认识的自由不同于个体自由权利观的任性自由，而是理性自律前提下的自由。从17世纪到18世纪，古典自然法学的权利观念包括霍布斯、洛克的本能自由权利观，洛克的本益禁侵权利观以及卢梭、康德的公意自由权利观。
霍布斯的这一创新赋予权利（right）新的含义：一项权利意味着对于某事，人具有在做或者不做之间作选择的自由（Liberty），而并不仅仅意味着人基于自然本能而具有做该事的能力。第二，古典自然法学以自由为本义的权利观念指向的实体性要素是主体的行为，以权利标示主体在一项一项具体行为中的意志自主、行为自决，通过主体在一个一个行为中处于的选择自由状态而体现主体的道德自由人格。
权利本体就是群体意志，或者如康德所说，是社会公共意志。可见，权利话语必然地要打上民族的、时代的烙印。
谁能同意自然状态下的一个人将另外一个人先行猎取的猎物抢走的行为是公正的？我们虽然不能将这种行为说成不公正，但更不能将这种行为说成是公正。人自然地具有占有、消费物品的本能、能力只能证明人需要占有、消费物品，或者人具有占有、消费物品的本能需要。
人们根据这一理性原则的必然性要求，通过一个原始契约联合成一个共同体—国家。洛克对此的回应是，个人劳动产生财产权利。卢梭认为，人们只有在最初的社会契约约束下才有真正意义上的权利，这种最初的社会契约是人们自愿参与的协议，是人们自己给自己立法。梅因（Sir Henry Maine）通过揭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前的古代社会是许多家族的集合体、同时每个家族家长对子女握有生杀予夺之权而否定了17世纪自然法学设想的由一个一个拥有自然权利的个人组成的自然状态（原始社会）的存在的可能性。
单纯使用不仅可以不需要所有权而存在，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自然权利（a natural right），是一种不可让与的自然权利。国家的理念（国家理想形式）包含三种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
以土地这种最重要的财产为例，卢梭设想个人获得土地所有权的路径有两种方式。其他教会法评注者也就将jus解释为一种行动的能力（potestas）或本能（facultas）。
只有在这一给定条件下，形成社会契约及其之后的体现共同意志的立法才有形成、存在的可能。（二）公意自由权利观的得失与个体本能自由权利观相比，卢梭、康德阐释的公意自由权利观（以下简称公意权利观）更具有说服力，更加具有可接受性。
